今年 1 月，我发表了一篇名为《毫无必要的热情》的文章，记录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，提到了我对「有姐姐的弟弟」这一形象的反感。
从表面看，有无姐姐并不是一个有力的，给人进行分类的标准，至少不能够区分出人的性格，更别说这类人会有什么让人讨厌的特质了。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一个拥有姐姐的男孩，倘若恰好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这一存在本身就能映射出很多问题。
有厌女症的父母和祖父母，无论如何都想要一个儿子。如果第一胎就是儿子，皆大欢喜，要不要再生一个都无所谓了。如果第一胎不是儿子，那就继续生，直到有了儿子，或者没办法再生了为止。当他们终于生了一个儿子，自然也就没必要继续消耗资源了——于是家中最小的一员，就是这个受万众瞩目的弟弟，他可能拥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姐姐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「厌女症」并非是一种真正的疾病，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厌女症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中，包括女性自己也是厌女的。就算是女性主义者，也有厌女症。他们之所以成为女性主义者，就是为了摆脱厌女症的困扰。1
我并不是想要讨论女性主义和社会学的话题。我想要讨论的是，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厌女症家庭中，这个最小的「弟弟」，会表现出怎样的普遍特质。
我的奶奶是 50 年的老党员。在她年轻时，本来要担任地方的妇女主席，但是，当时还在实行“一胎政策”，而她只生了一个女儿，也就是我姑姑，她和家里人对此都感到失望。于是，为了一个儿子，政治觉悟如此的一个女人违反了国家政策，还要把自己的身体再度置于痛苦中——我父亲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，然后教育我家庭和孝道是多么重要。
可我感到的，只有困惑和不解，甚至有一丝恐惧。
我还听到我奶奶亲口说，当时她生女儿时，有人祝贺她，她却用非常嫌弃和失望的语气说：“哪有这么好！”然而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和我父亲住在一起，对她表现出最大关心的，却是我的姑姑。
她作为一个母亲，对女儿自然没有憎恶的感情，更不像我在别人的故事里听到的，想要把她扔出去那般残忍，但是她对儿子的偏爱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这就是我认为这类家庭最大的问题，并非「厌女」本身，而是「厌女」的另一个面向——对儿子的偏爱。
这种偏爱，无论表现形式如何，作为来自父母长辈的影响，自然会改变这个最小的弟弟的性格。而这个姐姐，背负着「更年长」和「女性」的双重身份，自然得事事谦让弟弟；如果不止一个姐姐，这样的关系还会更复杂。姐姐的让步，又会对这个弟弟的性格产生何种影响？
或许会被家里的人付出和关爱感动到了，长大了之后要奋发图强，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——毕竟这不就是厌女症家庭所想要的吗？在他们眼里，能做到「有出息的」，就只有那个儿子。
事实很多时候并非如此。诚然，个体性格的成因极其复杂，家庭只是其中一个影响重大的因素。有姐姐并不会让一个好孩子变成反社会人格，但我们必须抛下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性认知方式，承认它的确有重大的影响。
其中最大的影响，就是父权制社会和厌女症给男性的「自信」。
当然，独生子也有这样的自信，毕竟厌女症无处不在。不过，独生子的自信来自针对于男性气质的教育，也就是类似于父母口中的「男儿流血不流泪」，还有「作为男人，你要有骨气、有出息」之类的话。
而本文所要阐述的对象，除了接受过以上的教育，还会受到另一种影响——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，而是源自自身对家庭模式的观察。简单来说，有姐姐的弟弟提前体验了自己作为男性的「优势地位」，进入社会后就更容易将这种模式视作理所当然。
这样的自信（confidence），很容易演变成自负（conceit），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。
从我的观察来看，我的父亲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模式。
我在《年龄与玄学信仰》中提到了一种「典型的中年男人」——比起思考更喜欢交流，以二元性的方式认知事物。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我的父亲很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。就我观察到的，当他作为主人宴请宾客时，他并没有很好地履行一个主人应尽的义务，或者说，他更关心自己开不开心。
这并不是批评或者指责，毕竟他的思维模式早已成型，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而已，自然地，也会有人能够接受，所以并不是什么问题。
具体地来讲，有一次，他带我们一家和他的亲友们到外面一家火锅店吃饭，订了一张大圆桌和一张普通的桌子。愿意陪他喝酒的那些人（全是男人），就坐大圆桌，其他人，就坐小桌子。
当时我非常不愉快。那张原本最多坐八个人的桌子，挤了十多个人，得到处搬椅子，一次又一次地叫服务员拿油碟和餐具。
而我的父亲，坐在另一边和他的朋友喝酒，完全不在意这边发生了什么。
作为一个合格的主人，或者说聚会的发起人，应当统计来宾数量、了解场地情况，然后预订足够数量的桌椅。就算没有做到这些，也应当在大家都到齐之后，礼貌性地询问大家的情况，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坐着吃饭、喝酒、聊天，直到最后才离开座位——如果他愿意稍微放一放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站起来看一看其他人的情况，也不会让我们这边这样狼狈。
另外，还有一个不明显，但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现象——他想要宴请哪些人，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直接社交关系决定的，没有考虑在场其他人之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出现了“那是谁啊？”“不认识。”这样的情景。
他把自己的客户、家人、亲友、员工都叫到一起来吃饭，因为和他认识的人在一起，他自然会觉得开心；而对于客人来说，就算相互认识，也不一定熟悉——你大概能够想象，十几个半生不熟的人挤在一张小桌子边的场景有多么尴尬。
如果和他谈论此事，他大概会说“那有什么，又不是不认识。而且，你必须和那些人打好关系，我们是一家人嘛。”
他当然会这么说，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和父权制社会所提供的环境，都支持他有这样的思维方式——他是男人，大家都要跟着他；自己儿子和女人说的话，没必要听，自己才是对的；其他男人反对自己，欺人太甚，我的儿子应该来维护我。
总而言之，他的意识形态让他形成了「自己永远是对的，自己觉得对的才是对的」的心态。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顽固不化，因为互联网和现实中的许多人有认可他的（无论真心与否），而这些认可他的人所说的话，他觉得是对的——他认为这就是倾听和理解了。
这样的意识形态也让他变得难以交流，因为他更偏好从自己限定的范围内认知事物，而不是把自己放在「无知」的位置了解新事物。例如，在我还对与他交流抱有不实际幻想的时候，我跟他提起了「父权制」，可还没等我解释这个词的意思，他就立马用字面意思理解，然后以为自己懂了，用说教的语气跟我讲：“我不是说父权……”。
认识自己的无知才是通往智慧的第一步，他的思想把他拦在了智慧的道路上，于是他只能站在达克曲线的顶端自说自话。
我还得说，这不是批评。如果硬要说我在写下这些文本的时候有什么情感参杂在哪，那就是无奈——他这样想，我怎么能，又有什么权利去改变呢？对于其他让我有相似情感产生的人，我也是这样的态度。如果用他们的眼睛来看我，大概他们也会觉得无奈——“你这么想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人和人的相互理解，本来就很困难。
我花了很长的篇幅谈我的父亲，大概，我在潜意识里对「有姐姐的弟弟」的反感，实际上源自我对父亲的反感。但是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，我的初恋，是一个有两个姐姐的男孩。
有时候，自信并不会让人觉得厌恶，即使是同等程度、同种类型的自信，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不同的人眼里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——就像香水一样。
我也得承认，那个有姐姐的、让我感到厌烦的室友，一开始，也让我产生了些许不成熟的好感。
这种诡异的爱恨，竟然和面对在客厅里上蹿下跳，感到厌烦但又心生怜爱的家庭主妇，有些许的神似——到底是爱恋还是憎恶，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看它。
我说不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和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相似的情结，我也说不清楚我到底是想要照顾那些不讲理的、幼稚的男人，还是实打实地厌恶他们，我更说不清楚自己想不想要获得那种被偏爱的、不讲理的自信——如果我也生在那样的家庭，处在那样的位置，获得了那样的自我意识，我会不会更快乐？
我只知道这一切复杂的情结源自我父亲，在往上追溯可以回到他的父亲，这个链条没有尽头。
我只想要逃离。